十二
就在我已经决定了考北外高翻学院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们系每年有两个保送研究生名额，一个保送到本系，一个保送到中国地质大学。我原本没想过自己能够得到这个资格，因为我每次都是二等奖学金——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体育课总是托我的后腿。我从小体弱多病，上学又比同龄孩子早，更显得比同学要弱小。体育课一直都是我的软肋。每次上体育课，别的同学兴高采烈，只有我内心忐忑不安，生怕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低得不能再低——能考及格就好。偏偏我大一上学期就没考及格，害得我不仅要补考，连获得奖学金的资格都一并失去了。这段经历曾经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宿舍抬不起头来，觉得同学们都在笑话我。扯远了，总之，我想说的是，大学四年里，体育课成绩大大拖了我的后腿。我们系授予奖学金的时候，是从来不分专业课和非专业课的，所有科目的成绩加起来，从上往下排，年级前两名是一等奖学金，接下来大概五六个是二等奖学金，然后还有十来个三等奖学金。我除了头一年没得到，其他几年都是二等。一等奖学金往往都被女生拿走，她们体育课经常能得到90多分甚至满分，一下子跟我拉开30多分的距离。我除了自叹弗如，也没有别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最初我根本没想到保送研究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原来我有所不知，系里推荐保送生的时候，是不计非专业课成绩的，只计算前三年专业课总成绩。这样一来，我的排名一下子飚到年级第一，前文提到的刘冰同学排第二。面对从天而降的机会，我们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原本坚定的心，又开始犹疑起来。其实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一方面不愿意在郑州大学再呆三年，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另一方面，又对考研的前景有些担心，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这一重大考验。我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爸爸的意见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强烈建议我接受保送，这也不奇怪，他从来都是一个保守求稳的人。妈妈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我，她说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结果我们两个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辅导员就找我们谈话了。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他认为我和刘冰都有实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研究生，希望我们能够把保研名额让出来，给另外两名代表我们系参加全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同学，因为他们为演讲比赛付出了太多时间，无法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其实呢，我本来也是倾向于放弃保研的，不过被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也没有用，既然辅导员已经替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唯有接受。当然，我们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太计较，毕竟我们都有更远大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我们也说不准，但是没有退路了，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向目标进发。
尽管我大二下学期就决定要考研，但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行动。我只是按部就班地把该学的东西学好，反正语言这东西，急也急不来的，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才是正道。大山说：“Learning any language is a 10-year project.”深以为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可能突击的。后来我真正开始为考研准备的时候，几乎没有花时间在基础英语和翻译上面，全都精力都放在政治、二外（法文）、综合考试（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国际政治）上了。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前三年的生活，我到底是怎么过的，脑海中只剩下模糊的印象；大四那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却十分清晰。那几个月，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三，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为考研做准备。当然，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特别刻苦的学生。我的一些同学可以从早到晚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以同一个姿势看同一本书，看到熄灯还不罢休，要再跑到长明教室继续看，这一点我绝对做不到。我总是看一会儿政治，看一会儿古代汉语，然后再看一会儿法语或者英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看中文杂志消遣，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注意力的集中，每看两个小时就要去教室外面走走跳跳，再回来继续看。有些时候，我一整天都看不进书，就暂时逃离教室，跨上我的破单车，跑到郑州旧书市场去淘旧书和旧杂志。大学四年我曾经无数次往那儿跑，用很低的价钱淘到很多珍贵的旧版书和过期杂志。不过一回到教室，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在用功复习，我就不免觉得自责。
在所有的考试科目中，我最害怕的是政治，其中又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关系》四门课。我每天抱着政治书看啊背啊，都不相信我能在考试之前看完它，那本书实在是厚得出奇。我的同学都去参加各种政治补习班，我舍不得花钱，没有参加，只买来一本习题集做做了事。除了政治补习班，北外还专门为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学院的考生开设了一个汉语培训班（因为我们的综合考试中有40分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题目），我更是无法去北京参加，只借了刘冰的笔记拿来看了看。至于法语和国际政治，我都很感兴趣，准备起来就轻松多了。
就这样，从2000年9月到2001年1月，准备了大约5个月之后，到了考试时间。那个冬天很冷，郑州下了很大的雪，多日不化。上学期结束之后，不考研的同学都回家去了，我们还留在校园，做最后的准备。之前的期末考试我有一门课没答完就到了交卷时间，因此关于研究生考试，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一个：尽最大努力，答完所有题目，至于结果如何，已经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还好，两天半的考试过去了，一切顺利，我完成了对自己的要求，答完了所有题目。北外的考题看上去不多，可是如果管理不好考试时间，也容易出现答不完题目的情况。刘冰恰恰就是这样，大概她太希望答得完美无瑕，在前半部分花了太多时间，基础英语一门考试中最后一大篇翻译（占40分）只答了2/3就被迫交卷了。
考完试回家过年，父母问我考得如何。我说我不可能考得更好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依然考不上，那只能证明我能力不够，今后也不会再考了。反正考不上还可以找工作，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早点工作也没什么不好。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十三
我安心地在家度过了本科时代最后一个寒假，回到学校，开始找工作，做两手打算。
我和刘冰参加了本校的一个大型招聘会，投出去几份简历，也没抱什么希望。没过多久，我们两个都收到了一家留学中介公司的面试通知。这家留学中介公司位于郑州中心商业区的一幢高层写字楼里，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面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笔译，另一部分就是面谈。笔译没什么难度，就是翻译一篇留学方面的文章。面谈的时候，主管问我近年有没有留学的打算，我说没有，他也没有再追问什么。面谈结束后，我和刘冰交流经验。她说主管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也回答说没有，可是主管意味深长地对她说：“现在没有，很快就会有了。”过了几天，主管通知她去实习，我没有得到通知。
回到学校不久，我腹部出现间歇性绞痛现象，开始没当回事，后来越来越严重，没办法只好去医院，查出有肾结石，医生要我多喝水、多运动，我遵医嘱行事，但还是没什么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那天，我痛得下不了床，几乎无法参加考试，可是一想到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又不甘心放弃。等我好不容易三步一瘸两步一拐挪到考场，老师已经在发考卷了。我在尖锐的疼痛中完成了上午部分的考试；到了下午，疼痛竟然消失了。
考完之后回到宿舍，听同学说上外和其他一些学校已经公布考研成绩了，我的几个同学都考得不错。我就决定也给北外研招办打个电话问问成绩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打了一通，占线；又打了一通，还是占线；有点恼火，决定最后再打一次——竟然接通了！我认定自己忙乱之中拨错了号码，于是赶紧挂断，重又小心翼翼输了号码，再次通了！我颤抖地询问自己的成绩，研招办的老师说我总分385，基础英语80，翻译76，综合考试88，二外82，政治59。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的总分相当高，在已经知道分数的同学里面是最高的，通过国家的总成绩分数线应该没有问题。可恨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居然只考了59分（我们宿舍一个跨专业考国际法的哥儿们根本没看这门课却考了79分），如果国家对政治的最低分数线划定在60分，我的所有努力将会因为这一分之差而顿时化为乌有。同学们安慰我说，政治分数线应该不至于到60分，要我别紧张，可是我无法不忐忑。很快，我的腹部又开始疼痛起来，吃止疼片也无济于事，痛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我去医院做了微波震荡手术，打掉了一个稍大的石头，肾里还剩下两个小的。我在床上躺了两天之后，康复了。
好在我的紧张和忐忑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国家分数线很快公布了。谢天谢地，政治分数线是55分，总成绩分数线是315分，我远远超出了分数线，只需等待面试通知。刘冰虽然基础英语一门只考了60多一点（因为没答完题目），总分却也考到360分之高，我衷心为她祝福。
没料到她的面试还在我之前，比我早了10天。她先于我去了北京，我觉得她肯定没问题，因为和高翻学院比起来，英语学院的面试淘汰率算是相当低的。她回来那天晚上，我约她一起吃饭。见到她的那一刻，她哈哈大笑，说她没考上。我见她那么开心，认定她在开玩笑。13个人里面选11个，我相信她肯定不是剩下的那两个人之一。不幸的是，她正是那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山东的女孩。至于原因——如果有原因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她基础英语考得不够高，而这门课在所有科目中的含金量又是最高的，也是老师最看重的。后来我到了北外，正好跟一个学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的学生同居一室，从他那里打探了一些内部消息。他说他们老师偏爱男生，而且跟应届生比起来，更偏爱有工作经历的人。果真如此的话，刘冰没能考上也就不奇怪了。
10天之后，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车票，踏上了去北京的夜火车，心里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压力。
十四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看到北京的样子。虽然已是春天，刚走出火车站还是感觉异常地冷。火车停靠在北京南站，离北外相当远，我一路走一路问，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北外。我去找我师姐，她们不在宿舍，大概上课去了。我就绕着北外周围闲逛，在魏公村那边找到一个廉价旅馆，要了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每天40块，里面已经住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小伙子，看上去都很和善。
晚上我去北外找师姐一起吃饭，她们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不算保送生，这一届共有45个人通过国家划定的分数线，全部都被邀请来参加面试，最后只要21个，而这21个里面只有3个公费生，其他人全部自费。虽然我之前就对高翻学院的面试淘汰率有所耳闻，但绝对没料到有这样高，超过50%，这个数字让我发抖！师姐还告诉我，我在45个人中笔试成绩排名第二，但是按照北外高翻学院的传统，到面试这一关，笔试成绩要清零，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试成绩是终极决定因素，只有两个人面试成绩相同才会比较笔试成绩。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我的两位师姐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头一年，她们两个笔试成绩一个380多分，另一个只有350多分，最后两个人都通过了面试，不过却是350多分的那个得到了公费资格，另一个380多分的却要自掏腰包，当时的学费是一年1万2千块。
回到旅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如果说我以前还梦想着能够考个公费的，此时我觉得能上个自费已经是万幸了。如果我也跟刘冰一样失败而归，该如何向父母交待呢，又如何向同学老师解释呢。同屋的小伙子找我聊天，问我来干什么，我说面试。他说隔壁房间里面有两个女生也是来面试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他说不知道。于是我就去隔壁敲门询问，果然那两个女生也是来参加高翻学院面试的。我们兴奋地聊了起来。从聊天中得知，两个女生一个姓汪，以前在北京工商大学读书，后回到安徽一所大学教书，当年已经是第二次考高翻学院，终于得到面试机会；另一个女生姓田，湘潭大学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同学，2006年通过联合国中文编辑考试，是我们同学里面第一个通过联合国语言类考试的。跟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我觉得我的紧张情绪被大大缓解了。于是回到我的房间，洗漱，早早地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又早早地醒来了，心里依然微微有些紧张。我拿了收音机去北外的小花园里听广播，拿了一篇文章朗读，想先热热身。之后，我决定给爸爸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今年来面试的人很多，我很有可能考不上，连自费的也考不上。我想提前给爸爸打个预防针，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万一我真地考不上，他不至于太惊讶，而如果考上了，那就是惊喜了。爸爸安慰我说，你去都去了，还想这些干什么，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是了。
面试开始之前，我们被召集到一个教室里休息。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聊天，既兴奋又紧张。有些同学连我们要考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坐在我前面的白燕飞，笔试第一名。面试分为三个部分：视译、复述、问答。这个程序我是知道的，因为《考研圣经》上有写，我也跟师姐问过，来北京之前曾经对自己做过些许针对性训练。
前两部分在语言实验室考，每个人有一盘磁带，我们的声音会全部录进磁带，供老师考核。视译的材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总干事的一篇演讲。虽然我也做过少量视译练习，不过因为没人指导，不知道该拿演讲辞做练习，都是拿报纸上的新闻做的，二者有很大区别。此外，当时对联合国也知之甚少，连UNDP的最高长官Director-General（总干事）中文官衔都不知道怎么说。文章倒数第二段是一个特别长的句子，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拆开。准备时间只有3-4分钟，老师说“开始”之后，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讲话。我左边的一个女生讲话声音非常大，有些影响我。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翻，不记得我当时把Director-General到底翻成了什么，反正除了这个，一路都还算顺利，没有卡壳。到了倒数第二段那个长句，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刚开了一个头，就发现这个句子没有办法结束，只好倒回来重新说，结果再次陷入僵局。那个时候一点视译技巧也不懂，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感觉没了，就只能僵在那里。我大脑一片空白：完了，我肯定考不上了！身边的同学都还在大声地翻译，我沉默了几秒钟，看着磁带依然在匀速前进，没办法，只好又第三次向长句发起冲击，这次很走运，竟然把它顺下来了。等我刚翻完最后一个句子，老师就说“停！”。好险啊！
稍事休息，便是第二场，复述。老师放磁带，我们听两遍，边听边做笔记，然后将整篇演讲复述出来。这篇演讲是联合国辩论上的一篇发言，讲的是谁来监督新闻机构的问题，中心思想是“Who watches the watchdogs?"。我听得很明白，想着一会复述的时候使用总分总的结构，把逻辑讲得更清楚一些，结果真地等到复述的时候，我把这个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说的每一个单词都收录在磁带里，再想从头开始已经不可能，这就叫覆水难收吧。我也顾不得多想，就继续复述下去了。这次我领先了一些，复述完了好一会儿，老师才说“停”。
考完这两项，我的自信心已经完全崩塌了。有人问我隔壁那个讲话特别大声的女孩考得如何，她极有自信地说：“很好啊！”（事实上最后她没考上。）我一听到她这样说，更加觉得无望。
我们又被带回先前的休息室。老师给我们每个人编了一个号码。英文问答部分我们被分成两组，单号在一个教室，双号在另一个教室，但是又说1-4号同学不分单双号，都在同一个教室考。我恰好是5号，也就是说我是分组之后的第一个，心里纳闷，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前两项做得都不满意，我对自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到这一环的时候，反而一点也不紧张。
前面4个同学考完之后，6个考官分成两组。老师带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准备好。我只好退出来，继续等待。过了几分钟，他们终于准备好了，我再次进去。我那一组，主考官是中英同传界赫赫有名的加拿大人杜蕴德(Andrew Dawrant)——后来念书时我们就叫他小杜，还有另外两名中国老师。我跟他们礼貌地打招呼，然后谈话正式开始。一开始问题还比较简单，无非就是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然后说说我为什么想要做翻译、认为一个好翻译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我是否具备这些素质、我的强点和弱点各是什么、有没有做过翻译、有没有听过别人的口译等等。这些问题相对而言都算简单，我回答得非常流利。只是说起我的弱点时，我说我的词汇量不够大，并且举例说某次口译中不知道“钙”这个词怎么说。小杜立即反问我说：“什么东西含钙比较丰富？”我举了大豆和牛奶作为例子。他又问：“缺钙会造成什么疾病？”我说：“大概骨头不会很结实。”他还不罢休，继续问我说：“你知道osteoporosis（骨质疏松症）这个词吗？”我一听到这个词以osis结尾，而且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猜想一定是软骨症之类的意思，但是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词。”接着，在回答是否做过翻译时，我提到曾经给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做过翻译。小杜就紧接着问：“黄河水利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省级的？省间的？还是国家级的？”当时离我给这位专家做翻译已经相隔差不多一年，我实在想不起来关于这个机构的太多信息，就随口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是省级的。”小杜步步紧逼：“那你觉得一个省级机构能够解决的了治理黄河这样的问题吗？”答案很明显，当然是“不能”。小杜又发问：“那你觉得黄河沿岸各省之间应该怎么样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实在是太过宏大，我就开始打太极，笼统地说了一番上下游省份之间应该通力合作云云，试图混水摸鱼蒙混过关。小杜果然火眼金睛，岂能让我溜之大吉，他继续问：“In what way?”这可把我逼到墙角了。因为时隔一年，有关黄河治理的那些专业名词我几乎都快忘光了，只还隐约记得water detention, silt, dam等少数几个词，便说：“譬如上游省份可以用淤泥筑成大坝，这样既可以蓄水供农业灌溉；也可以使得下游省份免遭洪灾之苦。”这下小杜才终于放过我。又问：“河南是早期传教士活动的地区之一，请你谈谈河南省的宗教自由。”这个倒不难回答，我先是用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在河南，正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宗教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然后又举例说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座清真寺，回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我从没听说他们受到过任何干涉。小杜又问：“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请你谈一谈河南省的治安状况。”我告诉他郑州的治安相当不错，至少我们学校附近不错。他又问：“河南省有很多文化古迹，你觉得应该怎样保护这些文化古迹？”我记得当时洛阳龙门石窟正在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便以此为例，说这是一种好方法，这样不仅可以呼吁河南人和中国人来关注这些古迹，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关注它。回来我跟同学讲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俨然把我当河南省省长对待了。除这些问题之外，小杜还问了一些与时事有关的问题。记得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两架飞机在南海海域的撞击事件，小杜要我各用30秒钟的时间陈述中美两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不要夹杂任何主观的评价。我去面试的前一个星期正好在《21世纪报》封面上看到这条新闻，而且中美两国的立场被总结得清清楚楚，列在一个粗体的黑框内，我毫不费力地在一分钟之内把两国的立场表述出来了，然后小杜又就此事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都记不大清楚了。或许因为我是分组之后的第一个，我占用的时间格外长。不管内容如何，反正都回答地挺流利，反应也还算快。这一场交锋下来，我又觉得自己也许还能上个自费的。
考完这一部分，基本上就算完事了。不过还要被叫到一个小图书室，跟老师用中文聊聊天，主要看看考生的普通话有没有严重口音，算不上正经的考试。老师只问我们头天晚上睡好了没有、最近读了什么书之类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早已经放松下来了。
面试结果要到第二天下午4点才能知道，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到高翻学院来查。